第一百六十八章 宗教的两端(3/4)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笑了，陶渊明不求甚解，不会是像我这样吧，没完全读懂？

读了他的著作后，始终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古代，伪造的书籍多，没用的学问多。但有用的学问也不少，主要在先秦。但有些基本的概念倒是建立起来了。比如，道家学问中，分出两个流派，专门在政治上下功夫的，成了后来的法家；专门在出世超越上下功夫的，成了后来的庄子。但都与后来的道教没什么关系。比如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文化根基，庄子的《齐物论》早已在知识界深入人心，佛家的众生平等也就有了传播的基础。

对西学了解比较深刻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和专业的划分比较精细，用词比较通达，他们的书看起来倒不那么费劲。这样的人物比较多，比如写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冯友兰、讲逻辑学的金克木、研究古代印度文字的季羡林等，他们都擅长用西方知识的体系工具，将中国古代文化作研究对象，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我也大概浏览了一遍。

香港的饶宗颐，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虽然他处于西方文化最盛的香港，但也立足于世间，不可谓不是奇迹。

他的书中，评述了传统文化中的大量问题，很让我开眼界。

他引述的一段评价参禅的诗句，很有意思：“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我看到这句后，大呼过瘾。

大家闺秀频繁地呼叫丫头小玉的名字，不是叫小玉有什么事，只是要让墙外的情郎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参禅本身并不是佛法，但可以勾引佛法的产生。或者叫做敲门砖的意思，砖设计出来是砌墙的，但也可以用它来敲门，声音大，不伤手。那么，学这些文化传统方面的东西，是否也可以成为我学习《周易》的敲门砖呢？或者，反之？

其实，越是离我们越早的人物，他的故事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越是离我们近的人物，他的能力有多少，又没有时间和历史来检验，我得在选择学习对象上思量一番。

我选中了梁漱溟。

他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这个在学术界上早有定论。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是民主党派领袖，也是大学者，更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是一个坚持真理的人。早年在延安，与毛泽东畅谈学术与革命，当时毛还是共匪；解放后，在政协大庭广众下与毛分庭抗礼、据理力争，是个不怕死不认错的角色，当然后来也成了最大右派。虽然毛不喜欢他，但还算尊重他。他是一个复杂且单纯的人。复杂是他的学术思想极为复杂，但他的学术立足点又扎实硬朗。比如，他在山东进行了著名的乡村实践，将中国农村改造的理论，用具体的一个地方进行实验，这才是科学精神，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人强多了。他是思想家、革命家、实践家。八十年代，在世界上突然出名，西方有人居然把他比喻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这有点搞笑，他终身信佛，从未娶妻，这就背叛了儒家了；他每天打座，每顿吃素，典型的佛子，何来儒家之说？当然，从对儒家学术的解释及整理的能力来说，他对儒家也是有很大贡献的。但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这顶帽子扣在他头上，只能让他本人哭笑不得。

当然，民国时期信仰佛教的名人不只他一个，比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比如弘一法师等。但是，最近的人物，人生经历最丰富、学术成果最系统、身边事迹最可考的，肯定要属于梁漱溟了。

他由于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系统学习，善于用西方哲学的框架和西方科学的思维来解构、重塑中国文化，得到大量的结论，不一定都正确，但我学习他，将他思维过的东西看了，就避免了自说自话的重复思考，这是经济的、站在高人肩膀的做法。

他从概念范畴矛盾运动等西方哲学的基本方式，来分析中国传统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一下就让我看得明白了。

比如，他说宗教的二重发展方向：解决现实问题、解决精神问题。这两个方面给我巨大的启发。

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宗教功能偏重解决现实问题时，经常坠入迷信。中国的农民苦，农村的妇女最苦，现实的压迫使她们所有的努力，都看不到回报。所以，她们只得将希望寄托在超自然的力量上面，希望有神力来改变她们现实的处境。神力改变的依据是什么呢？在中国，往往是道德。因为在道德这个层面，富人和穷人起点是一样的，可以获得平等的精神体验。农村妇女又是受传统道德束缚最重的群体，她们甚至误以为自己的道德是自己唯一的优势，在神仙帮助的对象中道德是首选的条件，所以，她们就认为神仙最应该帮助自己。对贫穷和不公命运的恐惧加上对神力的希望，让她们宁愿迷信，要不然，她们还有什么希望呢？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宗教的功能偏重于解决精神问题。精神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人脑的功能从解决生存问题后迅速发展，几乎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人类面对现实的有限性，也就是不自由；人类在思想能力上的无限性，也就是思想自由。这一对矛盾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落差，人们在这落差之间的空白处，要寻找答案，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