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72 韦爵爷技惊四座】(4/4)
能够控制约束的官僚体系,实现区域间的均衡,说白了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拿富地方钱补穷地方,要不国家就得给拖死。明朝最为典型,老朱那时候刚打完仗,各地都很穷,他就以土地作为全部衡量标准,制定税收政策,问题在若干年后,由于海禁松弛,南方商业发展不断发展,富起来了,油水足,而皇帝在北方,对这个情况没有切身了解,只是多抽点税。
其实他拿的一点和南方创造的财富相比百足一,这个短视,导致了政策调整出现了相当长一段空窗期。
而小朱、小小朱们有没老朱和他儿子那手腕控制官僚体制,官员们趁此机会大捞特捞,与商人勾结成利益集团,甚至自己成为商人,国家要调整税收政策时,立刻跳出来坚决反对,特别是明代官僚中许多决策者都是富裕地方出身。
在问题没激化前,自然不想从自己家割肉,这使朝廷不得不长期用可怜的税收去补剿匪、平叛、灾后重建的窟窿。
随着物价上涨,开销越来越大,拖也拖死了。
明朝和北宋不同在于,北宋的官僚上层大多出身北方,且当时文化上北方优于南方,经济南北差异还没有大,这使中央将南方钱抽到北方,北方用输出文化换取可以实现。
至于南宋,就偏安在一隅,靠土地税连个活路都没有,只能靠发展商业,而当时的行都在杭州,临安,就是商业最发达地区。
统治者时时刻刻都盯着这个唯一的活路,商业政策变得很务实。
虽然官僚们该拿还拿,因为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贴的紧,贪污金钱占国家的收入的比例远小于明朝。
这里要说明是比例,不是说南宋官僚比明朝官僚清廉。
大宋的那个财政总量,单位叫“贯石匹两束”,分别对应的是“钱、谷、布、银、草”。
假如,某年大宋某州府夏税:钱两千贯,粮食两万石,布五千匹、银五百两、草一万八千束。
那么统计下来本年夏税是四万五千五百(贯石匹两束)。
而各个州府加在一起,最后的总数汇总到中央,动不动一亿几千万。
一束草和一两银也根本不等值。
14~17世纪欧洲的新兴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纷纷来到东亚开拓殖民地,发展贸易,明清同他们的交往始于16世纪初。
过去,总将这定性为反抗西方殖民。
但当继续挖掘历史却能察觉到,这背后的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多很多。
“陛下,可以由陛下亲自掌管海关税收,全部交给东厂去办,甚至把大明所有水师,都放在东厂下面,不叫监军,直接由太监领军,当初郑和下西洋,领头的不就都是宫中太监吗。”韦宝回答了天启皇帝朱由校的问题。
韦宝的回答,将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把海关和水师都交给太监把持?
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回答。
其实刚才韦宝列了一大堆的数据,说的很清楚,大家都已经有点被韦宝说动了。
唯一疑惑的就是皇帝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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