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门军(1/2)

东乡这地方临近皖北军事重地安丰镇，清朝安徽驻守了绿营，1736年设置安丰镇。1803年，设置安徽巡抚兼任提督，节制全省营伍，具体包括原来江南提督管辖的安丰一镇（二营），六安、亳州、泗州、庐州四营，并原江南提督管辖之外的徽州、宁国、潜山、池州、芜采、广德六营，两江总督之外属于安徽的安庆一协、游兵一营及滁州之分守把总。后来又设置了宿州营、颍州营。洪杨军攻打安徽之前，全省绿营兵不到9000人，全国最少。

此时，安徽全省有八府、五直隶州共计五十一县和四散州，15万平方公里，8000多绿营兵不够使用。部署薄弱。城守汛一般仅仅二三十人，分防汛塘后不到10人。皖北凤阳、颍州两府和泗州管辖地域6万多平方公里，安丰州绿营兵共3956名，除去皖中庐州、六安两个营，加上属于徐州镇的宿州营，皖北兵力为4100名，其中安丰州、宿州等重镇只有七八百名，分到各州县就一二十名。战阵属兵，城守属百姓，遇到动乱，只能动员百姓组成团练来守城。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以来，皖北连年受黄河、蝗虫、旱灾之害，“百姓终年乏食”。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皖北大雨，加之黄河决堤，县境“村屯庐舍，多荡为塘”，数十里炊烟断绝。民谣流传：“咸丰坐殿闰八月，大雨下够两个月，黄河两岸开口子，人死大半显不着。”这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然而，赈济物资却落入贪官和豪绅的腰包。“册籍付之粮吏，银米委之劣衿，今岁已赈，明岁复然，真正灾民全无实惠。”。地方官吏还加征捐税。除按人口、土地计算赋税外，耕畜、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及婚丧嫁娶等均需纳税。“差役每遇诉讼，纳钱请粟，而数倍取偿于百姓。历任官皆以为肥。由是差役横行，甲于他省”。土豪劣绅则趁机重利盘剥。

皖北农村地租名目之多，为世罕见。如“赔牛地”：佃农借地主钱买牛自养，退佃时必须还牛钱，每年收获实物被抽去50至60。“拉鞭地”：农民除一条赶牛鞭外，余皆为地主财产，每年收获实物被抽去60至70。“课地”：为农民租赁地主少量土地，每年交固定租粮。“租户”：即为农奴。其债利计有“听涨不听缩”的见风涨；“印子钱”：为10至15；“驴打滚利”：利率为50至100，本利一起滚。广大百姓受压榨至于难以生存的境地。加之，雉河集地处蒙、亳、宿、阜以及河南永城的中间，远离各邻州县的治所，为清政府统治力量薄弱之处。雉河集民风强悍，经常是官府通缉者的隐匿地。

清时盐法，宿州销山东芦盐，亳、蒙、阜为淮盐销区。雉河集地处两盐区之间，芦盐价廉，百姓喜食。淮盐被官盐垄断，散商开设盐店，在盐中掺沙兑土，克斤扣两，以私盐充官盐出售，牟取暴利。因此，贫苦百姓自发组织贩运芦盐者日众。贩盐需由“仁义光棍”率众保运。张老乐为此中佼佼者，常率50名枪手闯关卡。久之，名扬乡里，从者日多。

张老乐，皖北雉河集张老家人，人称“老乐”。张家老三，第一人妻子未生育，二哥张敏行五儿子张禹爵过继为子，并收养张刀姐为女儿。后纳妾杜金婵，生儿子张禧。

张老乐本人家中拥有土地五百余亩，开过糟坊、粮行、赌局，为人仗义疏财，同情贫穷人，众多家财都被他接济了穷苦百姓，被乡情们尊为“仁义光棍”。但也因此家境逐渐衰败，便在张老家开设镖局，聚集百十号人，自认总头目，专门负责贩运私盐。因此常与官府发生矛盾，逐集众成捻，进行自卫，支持农民抗粮、抗差、吃大户。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皖北地区连遭灾荒，饥民自发相聚求食，其首领被尊为“仁义光棍”。因“仁义光棍”常替贫苦百姓排难解纷，故能赢得拥戴。当时，雉河集四周，较有名声的“仁义光棍”有张老乐、龚德树、苏天福、韩奇峰、侯士伟等。

张老乐曾率饥民至穆家寨，向练总穆鹤鸣均粮，火烧袁小楼财主别墅，抗击姓宋的财主，杀流氓侯莽父子，不理睬亳州官府的传审。龚德树杀张胜、张可，率先在龙山湖聚义。韩奇峰受饥民拥戴，杀富济贫。侯士伟怒打盐巡，坐牢羁监。三月，安丰州民程六麻领导农民起义，屡摧清军。

广西金田起义后，安徽也派出兵力去广西平乱。1851年4月6日，上谕两江总督陆建瀛会同护理安徽巡抚蒋文庆于安徽各营内抽调精锐1000名驰援广西。5月初，安丰镇标中右二营500名、颍州营兵250名、宿州营兵250名组成援兵，在安庆协副将松安的率领下，分四批经河南、湖北、湖南进入广西。

1852年，清廷又从安徽抽调2000兵力驰援湖北、江西。这些江淮子弟命运不好，对上洪杨军损失惨重，淹没在历史中，再也没有动静了。安徽本来兵力薄弱，抽调走这么多兵力后，布防更加捉襟见肘。绿营兵兵器落后，营务废弛，缺乏训练，约束不严，各级将官扣饷缺额常有。这些将兵吸食大烟的占到70以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安徽兵力薄弱，为闹事者提供了机会。广西洪杨起义就这样在皖北起了连锁反应，本来就桀骜不驯的捻子开始频繁闹事。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三月十八日，河南商邱武举王照琼家丁，去龙山赶庙会，返回途中，撵走百姓放牧的羊群。失主至张老乐居地张老家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