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九章 繁乱(2/3)

合成为高级颜色。先秦紫草染色多集中在齐国东部，这也是前文提到“齐桓公好紫”得以出现的基础。《管子》中还有一篇“纂茈（紫）之谋”：“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闻纂茈空。”山东的莱人所染的紫色丝绸一纯在周地可值十金，莱人便大量收购之贩至周地欲获取暴利。这也可见当时染紫并不是一件普及容易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晋绶带中，除了皇族、诸侯相国的各种赤黄（纁）绶和绿绶外，紫绶几乎是其余官员绶中最高者，也体现了紫色地位的不断上升。

自隋代定紫色为一等服色以来，在唐宋“紫”都是身份和尊贵的代名词，能够获取一身紫袍金带，是无数世人终生的追求，还形成了“借紫”、“赐紫”制度。有意思的是，到了明代，或许是因为“恶紫夺朱”与国姓“朱”冲突的关系，紫色的地位一落千丈，又被取消一等服色而代之以朱色。

宋以后紫色的染取技术逐渐提高和丰富化，宋初有“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的油紫色青紫套染法，到淳熙年间，又有一种“盖不先着青，而改绯为脚，用紫草少，诚可夺朱”的绯紫染法，才得以节省紫草的使用。又由于苏木从南海的大量输入，以苏木加青矾媒染，也成为紫色的新来源。

紫色之下的绯或朱、赤色，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正色、贵色、吉色，也是相对较难染制的颜色。早期染红多用茜草的根，加入明矾等媒染剂煮染后可得茜素染色。茜草适于丝绸染色，而在棉麻织物上效果不佳。而另一种传统颜料朱砂，也是较难着色的红色染料，难以推广。

汉代以来，多用红花的花瓣作为红色染料。

红花，或称红蓝，一般认为其起源中心在近东和埃及北部，西汉传入我国西北地区，东汉中原逐渐开始出现种植。红花含有黄色和红□□素，因为黄色染料的其他来源已经足够丰富，所以其中的水溶性黄色素多舍弃不用。红花采摘后经过初淘分离黄色素、复淘固着红花素、发酵，再曝干制成干红花或阴干成红花饼，才可进一步染色，在南北朝时期尚不属于一种很容易获取的染料。红花染出的绯红色比茜草染出的红更鲜亮动人，若与相对沉着朴素的青绿相比，的确也更加耀眼夺目，在北齐北周是很受六镇鲜卑欢迎的胡服色彩，如《周书》即有北族豪贵着绯绫袍的记载，《旧唐书》也称北齐“高氏诸帝，常服绯袍”。

于是绯色和紫色，这两种当时染制成本最高的颜色，也就成为最高级的两种服色。

不过，成为高级颜色的同时也刺激了更强烈的追求，早期尚有技术之局限，到了唐代，因为紫、朱色织物需求的扩大，紫草和红花的种植得到广泛普及，贞观十道中九道均有种植。加上苏方等新染材的引进，在技术上也为后世各种僭越提供了可能，使红色成为一种屡禁不止的颜色，如《册府元龟》所提“紫服赤衣以辨贵贱,遂有闾阎僮仆公然服用”。

到了明代，因为紫色在服制中被废止，朱红色跃升为一等公服色，同时更成为国人最热衷的吉服色彩。

相比于高贵的暖色调紫、朱色，冷色调的青、绿色则属于相对低贱平常的三、四等服色。

青蓝色的主要来源是蓝靛，蓝靛的原料蓝草品种来源丰富，有蓼蓝、菘蓝、木蓝、山蓝等等，种植较容易、分布极广。中国人种植利用蓝草的历史非常悠久，是很早发现并迅速进入常民使用的植物染料，《夏小正》中有“五月启灌蓝蓼”，《礼记·月令》“仲夏之日,令民毋艾蓝以染”，《诗经》有“终朝采蓝”，北魏《齐民要术》也记载了比较详尽的制靛法。可见至少在秦汉之前，蓝草种植已经相对普遍。

于是从先秦一直到近代，青色在中国一直都属于极其日常的服饰色彩，《汉书·成帝纪》有“青绿民所常服”，《晋令》有“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白”。在近现代，青蓝色依然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传统服饰的重要颜色，在汉族地区唯一部分保留下来的传统染色技术也只有蓝染。

而绿色，在传统观念中本即贱色、间色，是地位较低的色彩，也是自然界中最普遍存在的色彩。

古代染绿大多通过在青色上叠染荩草或槐花而成，青、绿属相近色系，自唐以来，两者排序或前或后，大多处于常服品色等级中的靠后位置，“绿衫”、“绿袍”、“青衫”、“青袍”也常成为卑微官吏的代称或自谦词。

除了低等官员外，普通妇女以及身份卑微的奴婢也可以穿着青碧，《新唐书》称晚唐“妇人衣青碧缬”、“诸部曲、客女、奴婢服通服青碧”，所以“青衣”还成为婢女、侍童和贫贱朴素的妇女的代称，如敦煌《后唐清泰三年放家童书》记录的“放家童青衣女厶甲。”

明天顺二年颁发的服色禁令中曾包括了“玄色样黑绿”一项，弘治十七年，明孝宗与李东阳、刘健、谢迁等在暖阁重新商定讨论礼部禁服色事宜，有这么一段对话：

上曰：“旨内有玄色、黑绿，黑绿与青皆人间常用之服，不必禁之。”臣迁对曰：“乃玄色样黑绿耳。”上又曰：“黑绿常服，禁之亦难，正不须说及也。”又曰：“玄色可禁，黑绿乃人间常服，不必禁。”皆诺而退。

孝宗皇帝认为黑绿和青色都是民间日常使用的服色，反复强调可不必列入禁令，尽管大臣解释其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