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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铭与箴的意义(1/2)

相传轩辕黄帝把警戒名言镌刻在车厢和几案上,时刻提醒自己防微杜渐;夏禹在乐器支架上雕凿招贤警句,彰显求贤若渴的殷切;商汤在自用铜盘上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旨在洗心革面、锐意创新;周武王写过《户》《席四端》等铭记,目的为了不忘“安乐、忧患、得失”的哲理;周公在太庙金人后背上刻字,重在宣教“多言、多事、多败”的道理;孔子参观“欹器”时,大彻大悟了“满招损、谦受益”的德行。由此可见,古代帝王先贤,一以贯之,都是随时随地警惕谨慎。看来这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啊。

何谓“铭”呢?铭者,名也,是指对于器物(包括人物)一般首要的在于明确名称,即“命名”“正名”。进而凡命名,或正名,无一例外的都需要依据的是,器物的先天之道(本质)和后天之德(用途)。据《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臧武仲(春秋鲁国大夫姬姓臧氏名纥谥号武史称臧武仲或臧孙纥)曾说:“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人称伐。”这话说的是,凡记录人物的铭文,都应该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对天子,旨在颂扬其美德品行;对诸侯,重点肯定其功勋业绩;对大夫,则只是称赞其辛勤劳苦。

在夏王朝时代,曾经用九州进贡的金属,锻造了九个大鼎,并分别在上面铭刻了各地方的物产奇珍;到了周武王时,在肃慎国进贡的箭杆上,也郑重其实地雕刻上了文字。这样的故事都是为了铭记天朝帝王的美德武功啊。

姬周时代,姜太公吕望,曾经让冶炼大师昆吾,铸造了他被封到齐国的金策。而仲山甫(即仲山父亦称樊仲山等周宣王卿士)则在缴获的战利品上,雕刻有“子子孙孙永保用”的痕迹。这一些属于公侯上卿宣扬自我丰功伟绩的铭文。

进入春秋时代,晋国的魏颗(姬姓令狐氏名颗春秋晋国将军)将与秦国征战的功勋,铭刻在获赠的“景公钟”上。而孔悝(源于姬姓春秋卫国大夫)著述《鼎铭》,以表彰祖先扶持卫国公室的足迹。像这一类铭文,则是歌颂大夫们在保家卫国中的辛苦。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祖先蜚廉在霍山筑坛祭祀纣王时,挖出来一个石椁,上面铭文写着“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而《庄子·则阳》中说,卫灵公死后占卜了一块墓地,掘土埋葬时,发现了一口石椁,上面铭文“不冯其子、灵公夺而里”,并因此被谥“灵公”。这一种从地下挖出来的铭文内容,还被当作天启神谕加以颂扬,真是奇怪的让人哭笑不得啊。

另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战国时赵武灵王(公元前340-295年嬴姓赵氏名雍赵国君主谥号武灵传位幼子后自号“主父”)一边命人在番吾山上雕刻上大脚印,一边在上面书写铭文“主父常游于此”;同样是这本书还记载,秦昭王也曾经指派专人,到华山上凿刻了一个大棋盘,并刻文“昭王常与天神博于此”。像这种好大喜功的铭文,如此自吹自擂,内容不仅是荒诞不经,若是探究其形式和目的,真的可悲亦复可怜啊。

追根溯源,通过列举上面诸多刻文的“起因、内容、形式、目的”之后,关于铭文体例的大致风貌,也就立竿见影了。

秦朝统一中国后,秦始皇足履华夏山岳,喜好四处刻石树碑。举国上下,在其独断专权之下,尽管极端残酷暴虐,但是歌功颂德的铭文,依然流光溢彩。像《泰山铭》《峄山铭》《琅琊台铭》等,单纯读铭文,无不展示皇恩浩荡而威风八方啊。进入两汉时期,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铭》和张昶(生年不详-公元206年字文舒敦煌渊泉人东汉书法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刻石同样旨在颂功,但序文都明显太长。在这一时期,单论铭文造诣,蔡邕不但首屈一指,而且堪称独冠古今。例如:他颂扬桥玄战功的《黄钺铭》,完全效仿《尚书》体例,而为朱穆写的《鼎铭》,明显变成了散文体的碑文,这是蔡邕更擅长书写碑文的缘故。至于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王莽时不肯出仕)的《刀阳铭》《刀阴铭》《杖铭》《车铭》等,虽然遵循的是《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法度,但器物与铭文不符,且详略不当。崔骃(公元-92年字亭伯东汉涿郡安平人)的《樽铭》《刀剑铭》《扇铭》等,弊在太多赞许美誉,而少有劝诫警醒。像李尤(约公元55-135年字伯仁东汉广汉雒人)的《河铭》《洛铭》等诸多铭文,其内容单薄而文辞琐碎,不但《蓍龟铭》与《围棋铭》混同,并且把《权衡铭》放在《臼杵铭》之后,如此器物名实不分,铭文又怎能清晰深刻呢?再者,像曹丕的《剑铭》,其刀剑九宝,取名不寒而栗,而铭文平淡庸常。除上之外,唯有张载的《剑阁铭》,文采俊秀,恰似快马疾驰,属于后来者居上。所以,晋武帝(司马炎公元236-290年字安世河内温县人晋朝开国皇帝)诏令把《剑阁铭》刻在岷山、汉水之间,可谓相得益彰啊。

何谓箴?箴者,针也,取义如同古代防治疾患的石针。“箴”作为一种文体,在夏商周三代,已经兴盛起来。然而,夏、商时期遗存的箴言文句,像《夏箴》《商箴》已经残缺不全。在姬周之初,文王的太史辛甲(生卒年不详商末周初史官)收集百官谏言,曾经辑本《百官箴》。虽仅有《虞人之箴》一篇存世,但文体格式和针砭意义已经十分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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