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论说诸子篇籍(1/2)
现有文献中,凡标注“诸子”的作品文籍,一般都是以往盖棺定论的著名圣贤大德者,用以阐述个人见识和抒发独自情怀的字词文句。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公元前-537年姬姓叔孙氏名豹谥号穆史称叔孙穆子或叔孙穆叔)说过一句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普通百姓民众,惯常群居杂处,日间俗务纷扰,朝夕身心劳顿,一般难言功德扬名。所谓君子,读书师学,处身立世,时常痛心疾首者,莫过于功德名誉,难以昭彰显著;其中,唯有睿智聪慧,才华出众者,著书立说,扬名千载,如日月光辉普照天地。像古时候黄帝的大臣风后、力牧以及商汤的大臣伊尹等人,皆是如此。
上古时代,能够冠名诸子的名家文言著述,起初都是一些传说风闻而已。到了战国年代,才陆续将他们编辑入册,并开始广泛永久传播。据说当初楚国的先人鬻熊已经悟道明哲,周文王曾经向他拜师求教,这段佳话后来记载于《鬻子》一书中。《鬻子》应是最早把“子”写入书本标题的文集。春秋时,周王朝的官吏李伯阳(姓李名耳谥聃故称老聃)熟悉古代礼仪,孔子曾经专门登门拜访。所以冠名《老子》的一书,旨在诠释道德理念,历来位居诸子百家之首。其实,由历史故事来看。鬻熊只应算是周文王的朋友,而李耳只能属于孔子的老师。他们彼此之间,作为同时代的圣贤名人,都有各自著述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或称为“经”,或称为“子”,其实质性地位和性质并不完全等同。
到了战国时代,当七国争雄激战正酣,各式各样英雄豪杰蜂拥而出。孟轲秉承儒家风范,宣扬克己复礼;庄周仰仗道风仙骨,号召自由翱翔;墨翟坚守节俭兼爱,实践摩顶放踵;尹文(公元前约360-280年齐国人)思辨名实相副,热衷无为自治;野老(六国时齐楚隐士著有农书)专注天时地利,擅长经济农耕;邹衍奢谈阴阳五行,谋求惊世骇俗;申不害以及商鞅,推行刑法理政;鬼谷子鼓动喉舌,喜谈纵横捭阖;尸佼善于博采众长,探寻时空宇宙;青史子(传说晋国史官董狐后裔)稗官风俗,记载街谈巷议。继此往后,或师承,或依附以上类别门派的文集杂书,真的数不胜数啊。而他们中的名人大家都能够仰仗一技之长,不仅高官厚禄,并且炫耀一时。
秦国一统天下后,秦始皇强暴专横,虽然焚书殆尽,但“诸子”文集,却很少波及。汉朝立国后,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年-前7年西汉第12位皇帝)特别关注古书遗存,曾经诏令刘向校勘,而由刘歆继承父业,终成《七略》7卷。《七略》可谓九流荟萃,其中冠名“诸子”者,已达180余家。步入魏晋以来,类似诸子一样的精辟言论,虽然间或出现,但其中夹杂太多迂阔不实的东西,甚至纷繁芜杂,而且琐碎不堪。若将他们汇集一起,充箱被轸,车不胜载。
纵观秦朝之后的诸子篇籍,尽管数量很多,但总结他们的主题内容,都是一再阐述道德礼仪,甚至都离不开国家民众的治理话题。若对他们进行归类,均可以隶属《五经》的枝蔓罢了。所以,其中内容雅正者必定合乎经书法度,而杂乱无章者必定离经叛道。例如现在《礼记》中的《月令》一篇,明显取法《吕氏春秋》的“纪”;而《礼记》中《三年问》一篇,意旨荀子《礼论》。这一些都是合乎经书法度者。再如《庄子内篇逍遥游》中“汤之问棘”已存在“鲲鹏展翅九万里”,而《列子汤问》里“汤之问革”则见“蚊睫有雷霆之声”;在《庄子杂篇阳则》中出现了“蜗牛两角争斗死尸万计”的无限夸张,而《列子汤问》里便有“愚公移山”“龙伯跨海”的极度奇谈;另外,还有《淮南子天文训》中,更有共工与颛顼争斗,共工头创不周山,使天倾地陷的诡异说法。这一些都属于离经叛道的杂乱无章了。所以说,人们为什么有的把诸子百家视为荒诞不经之说,确实有原因和理由吧。
毋庸讳言,在商代阐明“易理”的《归藏经》中,也讲述了许多神奇古怪的故事,像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等。既然古典经书尚且如此,按说不应该求全责备于诸子。但是,像《商君书勒令》中的“六虱”说以及《韩非子》的《五蠹》,显然都是公开唾弃孝悌仁义的道德价值了。所以说,仰观商君车裂而死,俯察韩非吞药而亡,也不是没有一定原因的啊。再者,像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孤犊未曾有母”等,他自以为智巧善辩,其实质上并不合乎常理。所以,公子牟说他目光局限,更不是随便妄议吧。
另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汉成帝时,东平王曾经向朝廷借阅“诸子”和《史记》,却遭到了拒绝。分析其中原因,根本在于《史记》中确实存在太多的兵法权谋,而“诸子”里则夹杂更多诡辩狡诈之术。所以说,博学多闻的人们,当研究诸子百家时,应该抓住其主旨纲要,不单是欣赏里面优美典雅的花朵果实,还要自觉摒弃中间奸邪恶嗅的色彩气味。唯有具备这样一种区别对待的严谨、清醒和自觉,才能成就圣贤学者的达观、格物和致知。
在诸子百家之中,像《孟子》《荀子》的言论,贵在义理中正而文辞典雅;《管子》《晏子》的篇籍,精在事实明确而语言简练;《列子》文书,志气轩昂而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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