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书记的范畴(1/4)
《尚书虞书益稷》记载,虞舜帝说过“书用识哉”(结合原文大意:书写记录是为了阅读,以便从中知道是非对错啊。)所以古代书写记录者,通常都是随时随地发生的事情。另外,在远古时代,只有富有教化意义的圣贤言辞才会记录下来。西汉杨雄说过:“语言是发自内心的声音,而记录是描绘内心的画面。通过声音而建构的画面,君子或小人的区别,即刻显现出来了。”由此而言,书就舒的意思,即把言论展开,并记载于简牍之上。在《周易系辞下》中,是将由结绳到契书再到文字的演进过程,视为符合“天泽夬”卦的象数变化规律。因为书写记录的本质,不仅是受益于当时的言行举止,而且还能帮助未来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和决断。
夏商周三代,当时帝王圣贤于政治闲暇中的言谈记录,现今已经十分罕见了。春秋时代,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自王朝到诸侯,仅是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书简往来,频繁的恰似车水马龙。如果举例这一时期圣贤交往的言语记载,一个是秦国大夫绕朝赠别晋国名人士会(约公元前660-583年又名范武子随武子等春秋时晋国大夫)时的警言;再一个是郑国大夫子家给晋国大夫赵盾表明国家处境的信函;另外一个是逃亡晋国的楚公子屈巫威慑楚国仇敌公子子反的书简;还有一个就是郑国大夫子产寄信劝告晋国权贵士匄(系士会之孙食邑于范谥宣子又称范宣子)不该征收邻邦繁重的贡品。记录这四个故事的闻言书函,恰似面对面交谈,都令人记忆深刻啊。再如《礼记檀弓下》记载,滕成公去世时,鲁国派子叔敬叔吊唁,而作为他副手的子服惠伯,在路上说的话也记入了史册。由此可见,当时书录记载,已经司空见惯了。进入战国时代,仅是七国冠名“献书”者,像《战国策》上记载的苏代《自齐献书燕王》、乐毅《献书报燕王》、鲁仲连《遗燕将书》、张仪《献书韩王》等,穿梭往来如同车轮飞旋,真的令人眼花缭乱啊。
汉代之后,在文人雅士之间,笔信书札往来习以为常。其中的措辞寓意,更是精彩纷呈。譬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东方朔的《与公孙弘书》、杨恽的《报会宗书》、扬雄的《答刘歆书》等,一个个志气轩昂而珠光溢彩,一篇篇运筹尺素且碧血丹心。步入东汉,单论书记文本,首屈一指的当属崔瑗。汉末三国时节,阮瑀的信札,被曹丕称为“书记翩翩”;当时孔融的遗作,即使仅剩半片简牍,曹丕也曾高价收购;而像应璩热衷时事,虽然也有随时随地的书记,但文笔内容欠佳。魏末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堪称志气凌云而才气伟岸的惊世之作啊。西晋赵至(约公元249-289字景真后改名浚字允元代郡人寓居洛阳魏晋时文学家)的《与嵇茂齐书》,则是年轻气盛者慷慨激昂作品而已。除外上面流传广泛的书记体例,再有西汉陈遵(字孟公杜陵封嘉威侯)口述的信函百封,其中措辞有条不紊;汉末祢衡替代黄祖写信,不仅宽严适度,而且合乎言者心意。他们两位算是书写信函的怪才偏才吧。
纵览书记文体,根本在于畅所欲言。这种文体的语言表达,旨在散发心中的郁结激愤,假借文采气势,进而喷涌倾诉。所以说,凡书记体例,不避讳颐指使气,而贵在刚柔兼济,于言语雅致的一气呵成中间,包含着类似宴席上的献辞答谢一样的情感心声。至于书记之中,涉及老幼尊卑等问题,应该特别注意礼节性的措辞习语。其实,战国以前,君臣之间的信札来往,统称为“书”。秦汉之后,因为礼仪明确谨严,于宫廷内,凡自下而上的文本称作表奏,但在诸侯国中,依然笼统叫奏书。例如胶州王的相国张敞《奏书谏胶东王太后数游猎》,正因为仗义执言,从而赢得了普遍好评。
东汉之后,书记名称按等级有所区别。三公上书称“奏记”,郡守上书称“奏笺”。单言“记”,其本意是“志”,是指阐述个人志向;而“笺”类同“表”,其重在表达情感。东汉时期,崔实担任大将军司马时写过“奏记于公府”(亡轶)一文,由此获得了崇尚谦让的令)给江夏太守的奏笺(该文亡轶),就颇具谦敬恭让的古典遗风。汉末刘桢的笺记,例如《与曹植书》《谏曹植书》《答魏太子丕借郭落带书》等,篇章谨严华丽,堪称规劝益智的经典佳作。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没有评论刘祯这部分作品,因而被世人忽视了。其实抛开作品名称的局限,刘祯在笺记方面成就,确实胜过了他的诗篇。再者,刘廙(公元180-221年字恭嗣南阳人汉末魏初名士)的《上疏谢徙署丞相仓曹属》,其中的假借寓意,堪称痛彻心扉;而陆机因被诬陷而自辩的《谢吴王表》《与吴王表》《谢平原内史表》等,情思周全,而且言辞谨严。像这一些作品隶属笺表的杰作吧。稽查探究上述笺记体例,不难发现:它们上与表奏接近,而下与书记相似;虽然有的类似表奏一样谦让恭敬,但没有太多的卑怯畏惧;虽然也有书札一般的直白纵情,但不能表现的傲慢无礼。所以说,擅长用亲切柔美的情愫,来展示才华胸怀;敢于借绚丽华章的光彩,借以彰显感人力量。这才是笺记能够成为独立文体的特色所在啊。
溯本清源,若论书记范畴,可谓包罗万象。单论笔札名实,古今门类繁多。例如涉及民间事务者,则有谱、籍、簿、录;事关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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