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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时势与文风(1/3)

时运交替,社会变迁,文艺的内容和形式与之衍生变化不断。亘古至今,这种相辅相成并互为因果的密切联系,贯穿始终,如影随形。这便是世间传说的“天理”与“人情”的道德联系吧。

远在氏族社会逐步走向集权化的上古中国,当迁徙山东定陶与河北唐县之间的“陶唐氏”尧帝主政时代,天下道德清明,民众休养生息,所以路边野老,始有传唱“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击壤歌》,而田间稚童,相互讴歌“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康衢谣》。进入了有虞氏舜帝掌控的年代,集权隆盛,国富民闲,于是海洲之上,四处飘荡着“解吾民之愠兮,阜吾民之财兮。”的《南风歌》,而在宫殿之中,此起彼伏的《卿云歌》,这边有一人吟咏“卿云烂兮”,那边群臣随之便有“日月光华,宏于一人。”的欢呼。像这一时期的歌谣风采,为何能够如此纯真质朴而又美丽动人呢?因为他们都是发自心肝肺腑的真情实感,所以才会有“质”与“文”的相得益彰啊。

夏禹裂山分水,功高盖世,当家国天下之后,人间正名列位的基本秩序井然,因此宫廷内外,盛赞“九功之德”的《九歌》(亡轶)悠扬远方。商朝代夏之初,成汤典当自身为天下祈福,其圣明虔敬,令人神肃穆,于是商人“猗与那与”的盛大祭祀,一直延绵不绝。步入姬周朝代,颂扬周初文德武功的《诗经·周南》诸篇,被专家学者评价是反映了当时民声的“勤而不怨”,而体现周原邠地民俗风情的《诗经·豳风》,后世名人则视为“乐而不淫”。西周厉王至幽王期间,政令昏庸,社会动荡,《诗经·大雅》中《板》《荡》有“老夫灌灌,小子跷跷。”“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已然不避尊卑,大胆怒言直陈。待到平王东迁洛邑,周室权势日渐衰微,则有《诗经·王风·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哀怜惆怅。据上可知,这一时期诗词歌谣中情愫气质,无不昭示着家、国、天下、个人之命运,俨然与帝王品德和权势争斗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文艺已经变成了“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的潮流和风标而已。

姬周进入春秋之后,王侯争霸,群英称雄,“诗、书、礼、乐、周易、春秋”之“六经”旁落凌乱,诸子百家开始狂飙齐鸣,唯恐不能惊世骇俗。时值战火炙热之际,韩、魏因尊崇武力,得以逞强四方;燕、赵赖迷信权术,赢得一时盛名。所以,前有商鞅遗书《弱民》《靳令》,将民俗喜好和文化修养,视为侵扰国力富强的“六虱”,而后有韩非著述《五蠧》,把思想和职业的自由追求,当作阻碍黩武称霸的蛀虫。秦国之内,严令禁止“五蠧”“六虱”的存生,随后国势强悍无比,终至于所向披靡。当此之际,唯有齐、楚两国,反而闪烁并迸发出来文学艺术的灵性光辉。齐国在通衢大道上筑造公馆,旨在招徕四方能人博士;楚国扩建了兰台宫,只为款待各路文雅贤达。于是,邾国孟子位列齐国上宾,赵国荀子置身兰陵县令。所以,齐国“稷下”流传下来清谈博学的风光,而楚地“兰陵”滋生出来倾慕虚荣的俗气。齐国大地,前有邹衍喜好阴阳五行谈天,故有“谈天衍”誉满华夏,后有邹奭擅长咬文嚼字,则见“雕龙奭”驰名天下。楚国朝野,前有屈原辞藻光华与日月争辉,后有宋玉语句灵动如风云变幻。综括这一区间的奇谈怪说和艳词丽句,研究其美刺文采,显然涵盖并超越了《诗经》的雅颂;剖析其理义怪诞,完全呼应且符合纵横捭阖的时俗。

刘汉立朝之初,距离赢秦焚书愚智不远。汉高祖刘邦,尊重武功,轻视儒生博学,务求学问的简化和实用。所以,宫廷内外,虽然礼仪律法建构雏形,但在朝野上下,所谓经书典籍,还没有眉目清晰。然而,这一时期被人称颂的刘邦《大风歌》《鸿鹄歌》,可视为天合之作吧。自汉惠帝到“文景之治”区间,虽然经书纬术开始勃勃生机,而文人雅士,并没有得到重用。譬如博学多识的贾谊被贬离京一再郁闷,而耿介如邹阳和枚乘,虽有文章名誉当代,却都壮志难舒;由此,当时文人境遇,可见一斑。汉武帝立朝,推崇儒家风范,宫廷内外,讲究礼仪黼黻,文人量才显能,趋之若鹜。汉武帝刘彻,柏梁台上,欢宴群臣,吟诗唱赋;黄河岸边,体恤民生,即兴《瓠子歌》;朝堂阶前,名士枚乘靠文采,荣享天子专车觐见,而贫寒主父偃凭上书,了却鼎食生死心愿;宫廷内外,公孙弘依赖《举贤良对策》高升,倪宽凭借草拟奏文脱颖;草莽中间,砍柴为生的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洗涤酒器的司马相如成了中郎将领。再者,像司马迁、吾丘寿王、严助、终军、枚皋等人,虽然在对策奏章上,完全不拘一格,但名篇佳作,已然应接不暇。他们接二连三名声鹊起,共同营造了这一时期多姿多彩的文艺风范,并竖立起来一座令后世难以企及的艺术巅峰。随后昭帝、宣帝两代,传承了武帝恢弘的事业,并在“石渠阁”聚集经学名家和辞赋高手一起论道辩经,而此时的经学家已经开始批评辞赋家过度雕饰玄虚的弊病,所以像擅长辞赋如王褒等人,只是享受俸禄而没有事务,唯有养尊处优而已。汉元帝和成帝两朝,皇帝自身崇儒好经,各路人才虽然良莠不齐,但都能跻身仕途;期间,给事黄门郎杨雄构思创作了千首歌赋,而光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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