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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文人德行与人物楷模(1/2)

《尚书·周书》中有一篇《梓材》,主题是警戒政府做官的人们,要求他们不仅时刻心系民生安危,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外在礼仪风貌。

在《梓材》一文中,当举例论证时,有这样一句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其大意是:如果建造居家房屋,不只是忙于砌砖垒墙,还要粉刷墙壁和盖好茅草房顶;如果用贵重木材做家具,不仅要求榫卯严丝合缝,还要粉刷上色彩油漆,加以保护和显示珍贵。

所以,从国家尊严考虑,对待任何人才就要像珍惜贵重器物一样,既要保证内在实际堪用,还要注重外在品质雅观。

因此,西汉孔安国说过:“为政之术,如梓人治材为器。”但是,近代的文官学士,通常只讲究外在的盛名荣耀,而不再深究内在的品德美善。

正因为如此,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感慨:“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其大意是说,文人自古至今不拘个人小节,很少有人单凭节操而立世扬名。

与曹丕同时代的韦诞(公元179年-251年字仲将汉末三国京兆杜陵人著名书法家)更是恣意诋毁当时的文人雅士。

于是,后来的评论家,与他俩的论调随声附和,并且一起唱衰人文,甚至归结成为

“文人们一概不拘小节”,俗称

“文人无德”。如此状况,岂不令人悲哀!纵观以往那些名声远扬的文学大家,例举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瑕疵,众所周知的像司马相如携寡妇私奔,并收受贿赂;杨雄嗜酒不择室友,刻意阿谀谄媚;冯衍纳妾驱妻,多私寡恩;杜笃强人所难,心胸狭隘;班固攀附权贵,纵亲行恶;马融结党营私,贪财奢靡;孔融傲慢失度,狂言遭难;祢衡狂放不羁,秽语杀头;王粲锋芒毕露,急躁冒进;陈琳处事鲁莽,行径粗陋;丁仪贪婪成性,不择手段;路粹狐假虎威,鲜廉寡耻;潘岳勾结陷害,丧尽天良;陆机攀附权贵,屡遭讥嘲;傅玄妄自尊大,刚愎自用;孙楚躁动偏执,不自量力……诸如此类的人格缺陷或行为错误,发生在不同时代的文人作家身上,确实屡见不鲜,而且不胜枚举啊。

其实,自古以来,不仅文官雅士如此,并且将官武夫依然,尤其是发生在古代将军相国身上的拙劣故事,更加夺人耳目。

例如管仲背负盗窃恶名,吴起贪婪好色,陈平性情污秽,至于周勃、灌婴都曾经谗言诬陷他人……类似的劣性和污点,在其他朝廷命官身上,更是不可胜数啊。

若深入分析其中原因,其实也不困难,比如孔光(公元前65-5年字子夏曲阜孔子14世孙)贵为西汉宰相,尚且献媚汉哀帝宠臣董贤,更何况类似班固、马融和潘岳等位卑的小官吏呢?

另外,还有被当时民众骂为

“膏肓之疾”的王戎,身为西晋开国大臣,尚且卖官鬻爵,甚至吝啬成癖,又何况像司马相如、杜笃这种穷困卑微的文人小官,更不要说丁仪、路粹之类卑鄙无耻之徒了吧。

但是,孔光献媚丑态的自甘卑微,却无损于他还是有名的儒者;王戎吝啬的劣性骂名,也影响不了他在

“竹林七贤”中位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究其根本,就在于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事业功绩,确实大大超出了他们本身品德的缺陷不足,从而缓冲了当时和后来者对他们的讥讽热嘲。

事实上,除了上述一些大家名流之外,再看忠君爱国的屈原、贾谊,和机敏警觉的邹阳、枚乘,以及仁孝忠厚的黄香(公元约68-122年字文强江夏安陆东汉官员24孝子

“扇枕温衾”故事主角)和安贫乐道的徐幹等,他们不仅仅是品德高尚的作家名士,甚至更像是洁白无瑕的珍宝美玉啊!

怎么能说一切作家必定都有过失和瑕疵呢?毋庸置疑,世间的才情气质,从来因人而异,所以存在各自身上的缺点、不足和错误,如果一个人不是出生即达到圣贤大德的

“先哲”高度,恐怕没有一个人一生一世符合十全十美的标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针对每个人都去求全责备了吧。

毋庸讳言,在世俗常情中间,人们对待帝王将相之流,往往因为他们权势地位的尊贵隆重,一般情况下总是忽略或原谅了他们的缺陷和错误。

但是。当人们对待文人作家之时,却又因为他们位卑官微,常常给予吹毛求疵一样的讥笑嘲讽。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并非属于一种什么出人意料的特殊文化时尚,恰似从高处汹涌而下的江海,必定横行奔流,以至于所向披靡,而那些孱弱细微的河流,注定有着坎坷曲折的命运遭遇吧。

所以说,即便两个人有着同样的缺点毛病,却会因为社会名声的高低,彼此获得的褒贬多少,必定显著不同,而社会地位的尊卑,同样也会有与之雷同的情形结果。

正因为如此,世间所谓的

“功成名就”,对于文人雅士而言,就是要成为服务于社会的有用人才。

正如左丘明在《国语·鲁语·敬姜论劳逸》中诠释的道理一样,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作为一位聪慧的妇人,通过例举坚守手工织布的风俗传统,来驳斥好逸恶劳的腐化危害,借此诠释了治国方略的正误,那么但凡读书学文的大丈夫,又怎么能够不求闻达于国家的政经要务呢?

当初像扬雄、司马相如等人,就是因为只注重文章色彩韵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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