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投降奠定基业(1/2)

关于苻氏家族的记载，是从苻洪开始的，在他之前的岁月，只知道其家世代为氐族酋长，根正苗红的官宦世家，祖传的官职，世袭的领导。

苻洪本是没有姓氏的，因家中池塘生有五丈长的蒲草，邻里常以“蒲家”相称，久而久之，也就以“蒲”为姓了；苻洪本也是没有名字的，出生时恰逢阴雨不止，传有民谣说“雨若不止，洪水必起”，于是，其父亲就以“洪”字给苻洪取了名。“苻”姓是他后来自己改的，只为了一句谶文：“草付应称王”。在实力足够强大时，为了能顺利称“王”，果断抛却父辈传下的姓氏，才有了本章所要讲的“苻洪”。改姓氏那会儿，苻洪已经姓了很多年的“蒲”了。

为成就霸业，改“姓”是再简单和正常不过的了，大家完全没必要为苻洪感到奇怪。即使是两千年以后的当代，也依然有人愿意为高官厚禄而抛却祖宗改投敌寇的。典型人物如汪兆铭，当时闻风归附者，何止百万，更因此有了“曲线救国”这么一说。同样的事，不管是多么地不要脸，只要做的人多了，大家也就会觉得是理所应当的，甚至可以造出个理由来说服自己，让它成为理所应当的。

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甘肃秦安陇城）人，为人好施舍、多权变、有谋略，而且善骑射，勇猛威武，算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酋长的职务传到他手里时，氐人即敬且畏还很服之。杰出的个人能力和崇高的威望为苻洪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他在多方投靠之后却不至于众叛亲离的资本，反而能够在一次次的投降中走向强大。

其实，苻洪并不是真心愿意投降，从他的第一次投降是被胁迫的即可看出。上位者有上位者的自尊和骄傲，但是，依附更强者却是弱者在乱世当中保全性命的必然选择。

当时正逢西晋永嘉之乱，中央政权的沦丧使如苻洪这样的小部落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何去何从，死生立定。但是即便如此，苻洪毅然拒绝了刘聪的招降，并不是刘聪不够强大，只是因为心中大义尚存，曾经的他的皇帝陛下，那时正穿着青衣小帽为刘聪端茶斟酒、牵马执鞭。

为安身立命计，苻洪广纳英杰，自立盟主。不过当匈奴人刘曜在长安建都立国时，面对近在身边的威胁，苻洪却不得不低下头颅来，在蒲光等人逼迫下，向前赵投降。

这是苻洪势力的历史性时刻，投降刘曜之后，苻洪被封为率义侯。此次投降不仅使自己在强权面前转危为安，而且一举告别草莽时代，完成了从农民军向正规军的转变。

后来，刘曜战败，前赵随之灭亡，石虎大军横扫关中，对前赵残余势力进行了血腥的剿灭和屠杀。正是在此形势下，苻洪再次选择了投降，和第一次被胁迫的投降有所不同，这一次苻洪很主动，率领着他的两万部众，欣欣然来到石虎帐前，下跪，缴械，认怂并拍马屁，一气呵成。石虎很欢喜，高兴之余向石勒上表，举荐苻洪为监察六夷军事、冠军将军，并让其管理西部事务。

西部事务有很多，比如一方军政要务，税收，安置流民等。苻洪就是在这些西部事务中日益强大起来。

在石虎统治时期，苻洪备受信任，即使有冉闵的诽谤，石虎依然丝毫不减对苻洪的器重。当然，苻洪的回报也是极其丰厚的，不仅为石虎维持其残暴统治献计献策（迁关中豪强充实都城），而且屡立战功（平定梁犊等）。也正是在此期间，苻洪势力获得了极大地提升，麾下十余万众，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晋爵略阳郡公，其部下被封侯者两千余人。

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石虎虽然残暴，但他的统治依然稳固的原因。被残酷剥削，被无情压迫，被血腥屠杀的，永远都是那些像羊一样的晋国的遗民。而维持其统治的利剑，始终被石虎攥在手中，光洁如新，锋利无比。

石虎死后，篡位成功的石遵听信冉闵进言，为防止苻洪割据自立，解除苻洪都督雍、秦州诸军事职务，不再让其镇守关中。愤怒之下，苻洪派使者向东晋投降。

这是苻洪的第三次投降，冲冠一怒为官职，什么君臣大义、华夷之辨统统不是事，重要的是利益。谁能给予苻洪更为巨大的利益，谁就是苻洪宣誓效忠的对象。当年那个坚决不向刘聪投降的苻洪已经不复存在。

当时，苻洪的实力已经足以自立，也已经有了割据一方的想法，为此还专门改了姓氏（蒲姓改为苻姓）。当属下建议他向后赵讲和的时候，苻洪更是喊出了自己的心中想法：“吾不堪为天子邪”（《通鉴》）。

天下之主，兵强马壮者为之！当时乱世，建国者何止十六！礼义廉耻都是可以不要的，哪里还有什么配不配。能在危难时屈膝投降，就能在强大时称霸称王。对于有过三次投降记录的苻洪来说，这压根不是事儿。向东晋所抛出的橄榄枝，完全是苻洪尚未准备充分时的权宜之计，毫无压力。不用去朝拜，不用去纳贡，只是象征性的低一下头，就少了一个强敌，多了一份大义的名头，何乐而不为？

在北伐并不成功的时候，居然有北方实力派来降，即使明知道只是名义上的，东晋朝廷也依然非常高兴，这正是体现自己是天命所归、王朝正统的时候，大晋正义的光环照耀下，足以兵不血刃而略定北方。

这不，有敌将来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