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三百六十九章、新援胡迪（16）(1/2)

李铁如极其不愿意再粘上这件事。

他的想法是，即便你能发大财，我也不可能指望你如何报答；最操蛋的，万一你根本发不了大财，将来死皮赖脸埋怨我，岂不冤枉死了？？

俩人好一番扯皮。

之后李铁如还是不得不答应。

答应是答应，但他一再反复强调说，自己这方面水平很浅；算出来的那东西，绝对不打保票，更坚决不负责任！

这是提前打预防针，以免未来有可能的麻烦。

有言在先，爱信不信；非要信，那也是你自己的事。

我本来根本不想管，而且从头到尾并没有要求任何报酬。

说白了一句话，将来无论怎么样，你可别来怨我！

不知道李亚峰是不是明白，但他还是坚持，请李铁如再验算。

按理说他肯定应该能听明白，但他更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未来必有所作为。

李铁如强忍不耐烦，专门帮对方再度验算了两个晚上。

还别说，真的就算出了一点点不同。

不同在于，李亚峰四十六到五十这五年，运势比不上后面十年。

换句话说，如果他真能发大财，十有八九应该是在五十一岁到六十一岁间这十年。

这话要是另一个算命先生对李亚峰说的，他一定会认为对方在欺骗。

但这是李铁如，他认识了二十多年的同伴。

于是他就信了，心里又是难过又是焦虑。

还有就是深沉的不安。

他没办法不担心，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相信啊？

表现在打桥牌之上，他无比排斥任何人的批评。

对虚荣的保护比任何人都加倍态度强硬。

为什么？

一切都因为，他根本不能接受，自己可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一生大概就只能过平平常常的日子......

换言之，一直以来他的自命不凡，从头到尾就是个蹩脚的笑话。

让他承认这个，比要他命还严重。

甚至他就会崩溃，甚至丧失活下去的勇气。

可悲吗？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他只不过是十多亿渴望出人头地的中国人中的平常一员，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比方说，就连相当小众的下围棋，居然都会被很多人视为玩物丧志；这本身不重要。

但中国人普遍上进心极强，这情况毫无疑问。

游手好闲、只想当条咸鱼的人，在中国绝对会被大部分人视为没出息、废物蛀虫......

甚至，哪怕有人上进心天然弱，都会感到自惭形秽、低人一等。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如此特别勤劳？

实际上，中国人特别勤劳，是指在全世界都出类拔萃，所以人们才会探究。

而且，中国人是自古以来就如此，并非短时间这样。

也就是说，勤劳、勇敢这样的赞誉，用在中国人整体身上是当之无愧的。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不得不提古时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任人物——商鞅。

教科书上，商鞅一直是以正面人物出境。

尽信教科书不如无书。

要想了解真相，只有自己去读一遍其著述，用自己的观点来的得出结论。

真相就是，商鞅就是“国富民穷”和“国强民弱”论的坚定实施者。

这两个理论其实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以下统称“国富民穷”论。

这套理论其实本质非常简单，就是国家层面上割韭菜的行为，通过使人民贫穷，来刺激人民勤劳。

要知道，人民富裕只会滋生懒惰，让国家无韭菜可割，也不好管理。

具体方法是，画饼刺激（给予人民虚假的希望或叫奋斗目标），韭菜们茁壮成长，收割，重复......

当然，这里的贫穷不单单指财产上贫穷，还包括地位贫穷，知识贫穷等等。

简单来说，商鞅构建了这样一个政治模型：

一个人骑在一条饥肠辘辘的狗之上，然后这个人左手拿着名为“法”的鞭子随时准备抽打，右手拿着一个钓竿吊着一个骨头，再把骨头放在狗的眼前。

于是饥饿的狗为了吃到骨头便会奋力向前奔跑，而骑在狗上的人还能通过改变钓竿位置来决定狗的前进方向。

要知道，一条吃饱的狗是不可能听话的。

关于这一点，国内学者早就研究透了，他们这样说的：

“先秦法家是公然鼓吹以‘国富民贫’为治国之要的。商鞅人为民贫才会求‘赏’，而国富才能给‘赏’，两者兼备则朝廷便能以‘重赏’驱民去干任何事情”，因此国家‘利出一孔’，而人民‘家不积粟’是最理想的。

韩非更有‘足民何以为治’的宏论，认为百姓富足了便会想入非非，不好治理，只有让他们贫穷才会依赖于国家！后世的法儒没有这样说，但其行为的结果则是对‘国富民穷’的实践。“

事实上，”国富民穷“实践了几千年，也是争议不断，儒家的荀子，到后世的王莽、王安石都曾公开反对过法家的这项核心政策，但都并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这项政策确实很有效果，群众所得利益之效用上升了，群众才具备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从经济宏观调控的方面来说，这项政策的具体表现可以理解为，通过维持一定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

综上，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建国前中国人为何特别勤劳？

那是因为国人太穷了，国人为何而穷？那是因为政策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