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也是个春天(1/2)

黄瀚脑海里慢慢浮现出三年级下学期的模糊印象，这些残存的记忆真不太好。

好像这个时期自己学习成绩真的很烂，在六十几人的班级里排名仅仅在几个智商不正常的同学之上，一直在倒数十几名的位置上上下下。

真丢人，长大后每每想起三年级之前，黄瀚都有些悔不当初，后来总结原因得出结论，有些男孩子智力发育得晚，小时候总是浑浑噩噩不明所以。

自己就应该属于那一种心智开发比较晚，用俗话说就是“没开窍”的一类人，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才渐渐地追赶上甚至于超越小伙伴们。

黄道舟看着一言不发的儿子，似乎不想一大早的搞得家里鸡飞狗跳，不再多说什么，淡淡道：“赶紧吃早饭上学去！”

早饭很简单，一大碗泡饭，一点点咸菜，黄瀚端着这个若是放在以后，定然是用来盛汤用的大瓷碗“稀溜溜”喝泡饭。

他知道如今的这个家算得上穷困潦倒，恐怕一个月也吃不上两回肉，这还完全是因为母亲精打细算才能够维持着这个家的基本生存条件。

黄瀚所在的县城后来升级为县级市，再后来又升级为区，在南苏省的经济水平处于中流，为何黄道舟家会如此贫困？

那是有原因的，而且是时代原因，黄道舟一家子五口人居住在三水县城中心地段，但是因为张芳芬是农村户口，直接导致三个孩子都是。

因此全家五口人只有一个人的定量，不穷才有鬼。

再加上黄道舟有历史问题，那段人神共愤的时期在煤球厂原本属于监督劳动，每个月只有二十元生活费。

之所以没穷死，完全是靠张芳芬给人家缝缝补补，她基本上是从大年初一一直忙碌到大年三十。

在黄瀚童年的记忆中，就从来没见过母亲有时间如同邻居那些妇女般串门子、拉家常。

后来黄道舟的历史问题解决了，但是工龄脱节了。

这个时代的工资跟职务、贡献没有太大关系，只要工龄足够长，传达室门卫的工资有可能高于厂长。

因此黄道舟比同龄人的工资足低了两级，一九八一年，一个月的工资仅仅三十几块钱，家里还有四口人无法享受平价物资，不穷才有鬼。

赵本山的小品里有段台词说家里还有家用电器——一支手电筒，搞得观众们哈哈大笑，但是黄瀚根本笑不出来。

那是因为儿时的家里穷得连手电筒这样的家用电器都没有。

电视机在此时离绝大多数小城市的老百姓还很遥远，但是收音机已经差不多普及了，这当然不包括黄道舟家。

直接的结果就是最爱的娱乐——听评书《岳飞传》都得到处蹭，经常挨白眼。

一边喝稀饭一边打量熟悉又陌生的家，心里不由得哀叹连连，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貌似有些夸张，用一贫如洗来比喻虽不中亦不远矣。

春风拂面，阳光明媚，黄瀚上学当然不可能是双肩包，而是张芳芬用碎布打了补丁的单肩挎包。

这里还得说明一下，应该是二手甚至于是三手货，是姐姐换了一个后，黄瀚成为了接班人。

黄瀚家坐落在这个县城的中心地段，距离就读的三水实验小学只有几百米而已，二零一九年，这个位置小区的房价曾经突破一万三每平方米。

学校相当于就在家门口，十一岁的黄瀚走路去上学仅仅需要五六分钟，当然用不着家长接送。

其实这个时代的孩子都是放养的，独生子女很少见，家里有四五个孩子的很常见。

孩子多，经济条件差，自然难得有几个孩子被宠得如同小皇帝那般，故而自理能力很强。

基本上没有哪个家长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因此即便此时校门口的路很窄，后世学校门口经常堵塞得水泄不通的现象根本不会出现。

黄瀚身上穿着不知到了他这里经历了几手的破衣服，这还是一件冬天填上棉花就是棉袄的夹衣。

他倒是很淡然，不介意破衣烂衫，只嫌弃衣服太脏，想着放学后自己好好洗洗，收拾收拾，要把一身破衣穿出范儿。

为了维持这个饿不死的生活水平，妈妈太忙、太累了，黄瀚哪能渴求太多，在有幸重逢的日子里，不但不能给妈妈增加麻烦，还要尽可能减轻她的负担。

不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而且要想方设法先让这个穷家庭一个月多吃几次肉。

紧接着就得争取能够买得起牛奶，最起码要让因为营养不良发育得比较晚的姐姐能够在早上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

黄瀚家的成分不好，爷爷辈都以读书人自居，家里不是一穷二白，拥有两进九间瓦房，被定性为小业主。

而有一段时间“越穷越光荣，最好三代是贫农。”才是主流。

渐渐地，成分好的人家就远远地好于那些成分不好的家庭，如黄道舟这种在旧社会政府打过一年杂的问题人士，当然不会得到好工作、更加得不到被提拔的机会。

但是黄道舟的思想没有在监督劳动中彻底改正，他一直坚持“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管家里如何贫穷，依旧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

其实这也是不得已，三个孩子都是农村户口，以他的人脉想要改变这一切绝无可能，唯有读书这条路才能够让孩子们“跃农门”光荣的拥有定量户口。

黄汉的姐姐黄馨读五年级，此时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还没有执行，小学是五年制，毕业后不是人人都可以读初中，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