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7章瓷刻之争(1/2)
终于等来琢者放下手中工具,扭动着脖子,伸个懒腰的机会。
“老板,你的货被人偷了。”戴俊开玩笑的拍拍手。
那男人倏然一惊,扭身站起来,快速瞅了眼床摊前的几人,主要是核对货品数量,继而拉下口罩(防灰尘),又挠挠头,朝李承几人嘿嘿笑笑。
“老师贵姓?”李承将手中的台屏放下,微笑问道。
他用的称呼是“老师”而非老板,这让这位戴着瓶底眼镜的琢者,连连摆手,“不敢不敢!”
“鄙姓程,路程的程。”怕李承分不清,他还用手指虚画几笔。
“这几件东西怎么卖的?”李承指指几人手中的瓷刻,又指指那件戴国宝的四君子台屏。
“镇纸八百一对,人物屏一千一只,山水屏一千二,您说的这件台屏……是我家祖师爷的作品,要贵一些,六千。”说到这件台屏,程老师犹豫了一下,还是报出一个靠谱的价格。
“戴国宝先生是您的祖师爷?你是杨派弟子?”李承立即来了兴趣,追问道。
“您也知道戴国宝戴老的名号?”李承的回答让中年人很是惊讶,推推眼镜吃惊的打量李承。
瓷刻是冷门艺术中的冷门,世人很少接触,更很少听说,眼前的年轻人竟然一口指出戴国宝,这不得不让程培初刮目相看,更何况他还提到“杨派”。
似乎在辨别李承的口音,程培初又疑惑的拱拱手,“难道小兄弟是同门?还是北派哪位前辈的后人?家师杨卫义,在世时从不敢以杨派自居。”
李承同样拱手还礼,“天下瓷刻出华家。门内和门外又有什么区别,杨老一生精研瓷刻,不是门徒胜似门徒。”
这句话得解释,行外人听不懂的。
天下瓷刻出华家,这华家指的是松江府华文、华约三父子。华文是清同治、光绪年间的瓷刻工艺大师,曾在清内务府瓷器作六处担纲瓷刻工匠,清宫留存下来的同治及光绪早年的瓷刻作品,基本上出自于华文之手。
华文老退回松江府后,其子华约三子承父业,于金陵府开设瓷刻作坊,收门徒二人,分别是戴国宝和张锦山。花开两支,戴国宝出师后开设“铁画轩”,张锦山开设“三林瓷刻”,此二人为南派瓷刻的中间力量。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尹陈壁在顺天府(即今京师地区)宣武门外的斜街,承办了一所“农工学堂”,又称“工艺学堂”。学堂里设有各种工艺科,其中就有“镌瓷科”,聘请华约三担任教师,传授瓷刻技艺。华约三尤其善长刻人物,并创造性地将山水花鸟或诗词雕刻在白瓷釉面上。
后来“工艺学堂”改为“工艺局”,由原来的官商合办转为官办,并入内务府造办处,“镌瓷科”改为“瓷工科”,收有学生二十多人。
这些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瓷刻名家的朱友麟和陈智光两人,此二人为瓷刻北派的代表人物。
瓷刻北派和南派技艺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基于“工具”不一样而形成的艺术风格迥异。
南派所用工具,多为钨钢刀,较多的使用錾、刻、磨、镌,所形成的画面有些类似于瓷器素描,追求画面的立体感,断点比较多。
北派因为背靠京师,有朝廷支援,能获得更好的工具金钢钻石刀,风格上更多样,更以划、刻、铲等技法为主,体现国画的线条感,走线灵动、流畅,韵味悠长,具有刻刀剔、錾子錾所达不到的艺术效果。
南派北派风格不同,可师傅都是华约三一人,因此有“天下瓷刻出华家”一说。
如果要华约三重要弟子排序的话,戴国宝为大师兄,张锦山行二,朱友麟和陈智光要晚十多年。
朱友麟一辈子位于京师作艺,而陈智光于1944年来到中海传授技艺,他很快结合南派瓷刻,融合出新的南派瓷刻风格。此时,戴国宝和张锦山已经去世,陈智光转型成为新南派瓷刻的代表。
杨卫义的“杨派”又是怎么回事?
杨卫义(1925-1986),金陵人,又名少石、拙翁,少年天才,自学成一家。
十岁开始自学临摹国画山水,十一岁自学刻印,十五岁由刻印进而刻蝇头小楷的边款。他能够在刻制牙章的侧面,细刻山水和细如蚊足的小字。
曾偶得铁画轩瓷刻一件,惊为天人,遂以这件作品为师,结合自己的镌刻技术,同时糅合微雕技法,模仿戴国宝的瓷刻风格进行创作。
此人在瓷刻方面,确实天纵奇才,他借鉴象牙细刻的技法,尝试用浅刻的方式,直接在瓷器表面进行镌刻,能够刻制全景的传统中国山水画,在瓷器上较好地传达出山水画的浓淡变化、皴擦点染、笔墨气韵等艺术效果,再配以行书诗词、落款,所刻文字比米粒儿还小,代表作品有《山水葫芦瓶》、《山水乾隆方瓶》等。他刻制的松柏也刀法细腻,代表作有《松柏万年乌金瓶》。
同时,他还能在瓷器表面表现出西洋绘画的效果,线条、块面、明暗、层次,显示出扎实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瓷刻技巧。
在他技艺大成,被世人尊为“杨派”时,常常自谦为戴国宝的“望门弟子”。
而为望门弟子?即心仰慕之可惜不得其门而入(戴国宝已去世)。
杨卫义瓷刻技艺高超,自成一派,但毕竟不是给戴国宝叩首斟茶的弟子,所以程培初所说的“戴国宝作品为祖师爷作品”,是不正确的。
他很快意识到不对,想要往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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