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二）(4/5)

宗教信仰。中国上古崇奉一种以天地自然神和祖先人文神为主要神灵的敬祖奉天的神道之教。上古神道教不是什么原始“巫术”或“魔法”，而是具有系统化宗教神话和完整祭祀礼仪的发达、严密、成熟的宗教系统。周礼之主体制度，正是以神道教之宗教祭祀为核心的一套典章制度。这种神道教在汉唐即已传播到东亚，特别完整地保存在韩国和日本。孔子的儒教或曰礼教，也正是通过对上古神道教的人文化改革演变而来的。战国秦汉之际，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汉、晋、唐、宋以后，中国的本土宗教以儒教为主，佛教与神道教及儒教等兼容并行。三是为今人读懂先秦经典提供了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资源，从而也对我国何以早于西方1800多年就建立起“非常近代化的政府体制”找到了文化根源。《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同风，九州共贯也。”“大一统”之“大”，重视、尊重也；“一统”，指天下皆统系于天子。皇帝之所以叫“天子”，“大一统”之所以被归结为基于天文历法的“王正月”，正是华夏上古以来以天文历法学为“科学基础”的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使然（“道”或“天意”的唯一性在人间的实现）。秦汉确立的集权体制，并不是像西周那样对皇亲国戚、军功勋贵及其不断繁衍的家族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对王朝自身统治的稳定性和皇帝个人安全的保障性也并非最优选择（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对此多有论证），但对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和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则有着“存乎神者之不测”或“理性的狡计”之妙。西方直到霍布斯（1588－1679）的《巨灵论》，才初步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国家即伟大的利维坦——是一个人工模造的人；其中，主权（君主）是它的灵魂，官员是它的关节，奖惩是它的神经，财富是它的实利，安全是它的事业，顾问是它的记忆，公平法律是它的理智，和平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则是它的死亡。”（略引）

何新指出：“我认为中国上古曾存在崇拜太阳神的系统天文宗教，而伏羲（曦神）、黄帝（光煌之神）、炎帝（雷电炎火之神）、祝融，原都是上古太阳神及火神、雷电神的名号，后来成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号。所有这些论断，对历史及现实，以及理解华夏文明在东亚文明之位置均至关重要！”此言的确不虚。文化自信植根于历史自信——何新对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和道路的把握不仅是深刻而系统的，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学经典新解

第三编“国学经典新解”，基本体现了何新对先秦经典的独特解读和主要评价。遗憾的是未能编入让当代中国人真正得以读懂读通先秦经典的何氏“译文”。编者在这里大胆地预言一句：经过精编精校之后的何译（文白对照）《国学经典》，终有一天会成为国人阅读先秦经典的主流读本，就像《培根论人生》的中译本虽然已有上10种，但其他译本都只能销售几千或上万册，而何译本却能发行100多万册一样；事实上，近年已有学者以何著《国学经典新考》为训诂依据和译文标准，来开展自己的国学研究；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08年出版、次年再版的15卷本《何新国学经典新考系列》，因为出版方曾“延请专家及好编辑、好校对，对全书细加审定”，所以目前连“”也一书难求。

需要说明的，一是每种经典只收入了何新系列论著中的一篇解读文章（比如，编《老子是中国第一部纯哲学著作》时，原本很想将最能体现何新“泛演化逻辑”视野的《论老子的“有”与“无”》作为附录编入，但此范例一开，本书的篇幅就没法控制了）；二是《何新品诗经中的史诗》《楚帛书新考》《宇宙之问天问新考》《心经新考》等何著中的相关解读文章由于篇幅原因未便收入；三是何新对经典的解读更多体现在逐句逐篇的注释和题解之中，“导读”未能对此作出概括性介绍。所以本编难免有“窥一斑而未见全豹”之憾。

华夏史上的圣与雄

第四编“华夏史上的圣与雄”，选取何新相关论著中的9篇，让我们能够领略这些奠定了中华文明自东周秦汉以来历史走向的圣哲（孔子、老子、子夏、墨子、孙武子、屈原、董仲舒）雄霸（秦昭王、汉武帝），面对他们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趋势，究竟“做对了什么”必须做的事情，使他们得以成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史上永远不会堕落的神圣巨星。

何新认为，正因为历史进程中存在理性的逻辑，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否知道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否具有这种判断力，就是一个政治家（也包括思想家）伟大与昏庸的区别。在广义上，皇帝或国王不过都是历史的奴隶。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不做就会垮台；他们也不能做历史不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也会垮台。汉武帝晚年曾对卫青说：“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这说明汉武帝对“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有深刻领悟和使命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