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零三章 “中国船”上的人(1/3)

陈瞻一行去往欧洲的时候，途径天方，虽然没多做停留，但总算给中国驻奥斯曼的特使传来了一个朝廷最新的决策。

——赛利姆·本·穆罕默德·穆拉德跟陈汉谈妥当了，陈汉批准了向奥斯曼帝国出口一级风帆战列舰的事宜，这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国防军现今所要面临的海上压力很小，因为马六甲海峡的存在，因为锡兰和靖海的存在，任何人也威胁不到中国的本土海疆安全。

欧洲人也能把自己的军舰调到美洲去，但是打美洲的东海岸来到西海岸，然后再远涉万里重洋的来到中国这儿，呵呵，那还可能对中国的海疆产生威胁吗？

所以中国政府要对奥斯曼帝国出口之前一直不允许出口的一级风帆战列舰，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儿。

至于这会不会引起西方列强的抗议，陈鸣还真的不怕。

而且如此做，他有绝对说得过去的借口。

就在第六次俄土战争正是结束的时候，在南京的奥斯曼特使赛利姆已经收到了陈汉内阁的‘照会’。

照会是中国外交上的特有术语，这是陈汉方面很重要的一种外交手段和外交礼节，照会的使用及其内容体现了陈汉的立场，涉及国家间关系，必须慎重对待。

陈汉会根据自己发出的‘照会’请求的受处理情况，对方处理是否及时，签收或拒收、答复或不予置理、及时办理或拖延，而视为对方的一种政治态度。

意义特殊，意义重大。

就连陈汉内阁、外交部轻易的也不用这种方式。但这一回陈鸣却偏偏让用了，因为他‘谋求’的是苏伊士运河。

那自然是再慎重也不为过了。

历史上，欧洲人对苏伊士地峡的研究、勘测要一直等到法国占领埃及时(1798-1801)才初次进行。拿破仑本人还研究了古运河的遗迹。

但真正的进入勘探阶段，那还要等上三四十年。

陈鸣不想等了，如果不趁着欧洲人搞内讧的时候对苏伊士运河摸摸底，等到欧洲人缓过神来再勘探，那会有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的。

至于时代的差异和技术的差异，陈鸣倒不是很在意。

固然，19世纪是人类科学突飞猛进的一个世纪。可是苏伊士运河的科技含量似乎并不是太高啊。

要知道，三四千年前的埃及人就着手开凿过古苏伊士运河啊。这一事实给了陈鸣很大的鼓舞。

尼罗河是埃及人的母亲河。依靠尼罗河，埃及人不仅从尼罗河下游（上埃及），以及扇形的尼罗河三角洲（下埃及）获得了让所有人羡慕的产出，也打开了埃及与地中海其他地区之间的水上通道。不过埃及人也并非没有遗憾：一是尼罗河自今天埃及、苏丹边境起，向下分布有四个瀑布。其中最北部的第一瀑布，就在今阿斯旺大坝的南部；二是虽然红海近在咫尺，却没有与之相连的水道。有鉴于此，埃及无论向南扩张，还是与印度洋地区展开海上贸易都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最终埃及人还是找到的办法，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公元前19世纪后期，不仅“古苏伊士运河”得以开凿，绕过“尼罗河第一瀑布”的运河也在这一时期贯通。当然，所谓“古苏伊士运河”与21世纪人类所看到的苏伊士运河，在路线上不尽相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伊士运河，是一条起自红海（苏伊士港）、终于地中海（塞得港），将西奈半岛与非洲完全分割开来的南北向运河。在这条现代运河的修建过程中，一系列的湖泊，尤其是南部有自然水道与红海相接的“大苦湖”，帮助施工方法国人节省了不少工程量。

古苏伊士运河同样也利用了大苦湖（时称“卡姆奥里特湖”）。但埃及人的方案却是在大苦河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部的支流之间，修通一条长约80公里的东西向水道，以方便红海的船只驶入尼罗河（位于埃及伊斯梅利亚市与宰加济格市之间）。由于运河最初是由埃及法老所主持修建的，所以我们也可将之称为“法老运河”。不过这并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最大的问题，是河道需要经常清淤。

如果运河能够产生足够的商业利益，此类水利设施的维护本身，技术上并不存在难题。对于一条运河来说，是否有足够的货运量是关键。类似的问题还体现在东方的“京杭大运河”上。由于中原王朝需要这么一条沟通南方的运河，串联南北的经济、政治，是以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长河里，京杭运河都得以因为这种“刚需”而不断得到维护。而在新的时代来临，在运河的航运功能被铁路、公路及海运替代后，京杭大运河就更多只能以“文化遗产”身份得到保护了。

相比之下，古埃及运河遇到麻烦要大的多。我们知道，埃及和苏丹的大部都为撒哈拉大沙漠所覆盖，尼罗河是在一片沙漠之中，冲积出来了一条绿色走廊。这也意味着运河实际上是开凿于沙漠之中，淤塞运河的也不是上游所冲刷下来的泥土，而是运河两侧的流沙。这也使得古苏伊士运河更容易受到自然因素影响。相应的，如果埃及的统治者不能从红海贸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运河也就很容易被放弃了。

波斯时代有了一次重挖，但八世纪时候就再度被废弃了。

苏伊士运河的消息如果传遍了欧洲，英国人也好，法国人也好，肯定都会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卖给奥斯曼帝国一级风帆战列舰这种镇国之器。

跟串通红海与地中海的水道利益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