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父子冤家(4/6)
王真金过分亲昵汉人。平时只关心汉诗和汉事也就罢了,如今把自己的工作也交给了汉人。”达来低声对腾格尔说道:“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可以了,不要到处乱说。真金可是大汗瞩目的接班人啊。”
腾格尔不高兴地说道:“让这样的人领导大元,岂不是亡国之君?”
蒙古传统的汗位继承制是举办忽里勒台大会推举贤人。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统治权以后,
姚枢、张雄飞等汉人大臣纷纷建议他采用汉地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确保汗位有序接班。
1273年3月,忽必烈采纳了汉臣们的建议,下诏立30岁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
真金从小耳濡目染汉人的文化,为他以后坚定支持汉法做了铺垫。他的政治前途也与汉人儒臣息息相关。他喜爱讨论儒家经典与历代史籍,经常与诸王近臣在习射空暇讲论《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经典。
每当忽必烈生病的时候,真金特别孝顺,整天守在病榻旁边。
他听说母亲察必皇后中风以后,连衣服还没有穿好就前赴探望。
察必皇后去世以后,他终日不吃不喝,深切怀念母后。
他穿的衣服洗不出来了,命令侍臣重新染色还要继续穿。
侍臣提议换一件新衣服。
真金说道:“即使做上一百件新衣服也不难。我看这件旧衣服还没有破,丢掉太可惜了。”
总之,真金是大元皇室中受儒家思想最深的一位。
1274年,真金奉大汗之命赴甘肃的临洮,护送前一任帝师吐蕃人八思巴返回吐蕃的萨迦(今天西藏的萨迦)。
腾格尔本来借此机会回家。
忽必烈却要求腾格尔陪同真金前往吐蕃。
腾格尔跟着真金在吐蕃滞留了两年。他看到真金不仅担任施主在后藏的曲弥仁莫(今天西藏日喀则县曲弥)举行盛大的法会,由八思巴现场讲经,向7万多名喇嘛供应饭食、黄金和袈裟。参与者加上老百姓多达10万人。
腾格尔发现真金对佛教特别入迷,请八思巴讲授佛教的基本教义,还编写了《彰所知论》。
腾格尔在吐蕃负有内政外交的重任,打探征服印度或是从吐蕃北上讨伐反对忽必烈的西北诸王、打通与伊儿汗国相联系的道路。他还掌握了本钦贡噶桑波与八思巴不和的信息,回到大都以后向忽必烈启奏。忽必烈很快派遣桑哥前往镇压。
1279年初,腾格尔和真金回到了大都。
这时候,忽必烈对实行汉地法制的兴趣日益减少,转而重用回回人阿合马理财。
刘秉忠、史天泽、赵璧等汉人重臣已经相继去世了。
汉臣的地位降低,一时无力抗衡阿合马,因此都把希望寄托在真金的身上。
汉臣串通了在朝廷为忽必烈服务的道士李居寿。
李居寿借做法事件的机会对忽必烈说道:“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
其他的汉臣也在一旁劝谏让太子理政。
忽必烈下令36岁的真金开始参与朝政。凡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的事都先上报真金,然后再奏闻忽必烈。
一次,江西行省献来丰厚的礼品。
真金将礼品全部退还,愤怒地说道:“朝廷让你们安治百姓。百姓安,钱粮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钱粮虽多,安能自奉乎?”
蒙哥大汗执政期间,佛道辩论均以佛教胜利告终。道教的地位开始降低。
真金最崇尚藏传佛教,对道教也加以扶持。
一次,忽必烈听从大臣的建议,准备烧毁所有的道教书籍。
真金听从道士张留孙的建议,对忽必烈说道:“黄老之言,治国有不可废者。”
忽必烈觉得真金说得有道理,便停止了焚书。于是,道教的地位又有所上升。
真金对回教的态度非常差。
1280年1月,一群前来大元的回回商人因为拒绝食用未按教规宰杀的羊肉,与沿途的驿站发生了争吵。
真金带着个人的喜好向忽必烈建议下旨规定:“今后无论何人宰杀的牲畜,回回人都不得拒绝食用。他们都是我的奴仆,饮食必须随顺我大元朝!”
这一规定使回回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教俗宰杀牲畜,也无法为儿子们举行割礼。于是,大批回回商人被迫离开了大元。中亚的商人也不愿意前来做生意,造成了大元的税收锐减、珍贵贡品缺乏、国外贸易衰退的不利局面。
这其实是真金借机打压包括阿合马在内的回回人权贵的一项措施。真金作为汉法派的领袖,与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腾格尔对真金的做法很不赞成。两个人的思想观念渐行渐远了。
出身南方汉人的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正好符合了忽必烈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欺上瞒下的构想。
真金有意想让维兀儿人大臣廉希宪任门下侍中。
真金对廉希宪表示:“皇上命爱卿领门下省,不要害怕那些小人,我来帮爱卿除掉他们。”
但是,在阿合马的阻挠以及汉臣的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设立门下省的计划很快便流产了。
廉希宪感到非常生气,导致身体不适,不久病重。
真金听说以后立即派遣心腹杨吉丁前去探望。
廉希宪给真金留下了遗言,暗示要除掉阿合马:“一定要铲除误国害民的人啊。”。
1280年7月,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理财有功,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开始大权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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